据悉,不久前秦皇岛市文化局检查时发现,山海关区的长城被扒开一段长达35米的豁口,扒城的原因据说是妨碍了经济建设,拆了这段长城,可打通道路,缓解交通紧张。此举让有关人士忧心忡忡。
近年来,随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,无论是地上文物的保护和抢救,还是地下埋藏的古遗址、古墓葬频繁出土,为及时发掘清理,减少文物的损坏流失,文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大型项目如:长江三峡、黄河小浪底水库、新疆油田等。以北京地区为例,“西厢道路工程”中发掘的夯土、路土、古井、墓葬等,证实了金中都大安殿所在位置,弄清了辽金时期夯土的修筑方法,取得了大量有地层依据的文物标本;“金中都水关遗址”的发掘,对研究其地理位置、河流水系、水关形成及我国古代都城排水工程史,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……专家指出,这些珍贵的遗迹遗物,是首都形象的历史见证,它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北京历史的源远流长。
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认为,保护文物与经济建设并不矛盾。故宫、十三陵丰厚的文物资源推动了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。我国目前的考古大部分还是配合基本建设,主动发掘的很少。这是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,破坏了就永远不再有;再就是文物的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。“保护为主,抢救第一”并不等于说不再发掘了,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断层,有时候需要从地下文物遗迹中找到详尽的答案。
北京文物研究所第一考古室主任王有泉说,配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,一直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强调的重点。基建考古是保护地下文物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,发掘抢救本身就是一种保护。如朝阳区安外小关清代仿院落式的砖室墓葬,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。该墓现已迁往古代建筑博物馆保存、展览,这是一种科学的破坏和复原。
大规模基建工程的热潮,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同时也使地下文物的破坏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。施工中由于机械化操作,且多在夜间进行,文物被发现时往往已遭到严重破坏,在时间上、条件上给考古发掘工作造成极大压力,同时也影响了工程的施工进度。
谈到基建考古存在的问题时,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感慨地说,最大的矛盾还是资金问题。国家的拨款只能维持日常行政开支、工资和水电费。经费的不足,影响了考古队伍的建设,也给文物的保护和保存带来了负面效应:例如同样是100万元,投到企业,还能赚回来;投进去保护文物,将没有回报。
对旧城区地下文物缺少关注。在北京旧城区大面积改造的今天,这个问题尤为突出。据统计,到本世纪末,危旧房改造面积将占旧城区面积的1/3。如何做到施工与考古两不误,仍有待商榷。
有关人士指出,近年来,群众举报文物电话和文物出土的数量,呈直线下降。究其原因,一是文物热的兴起,一些人追求文物的商业价值,对出土文物隐匿、哄抢或私分;二是施工单位怕清理文物影响工程进度和经济受损失,发现文物藏而不报。再就是文物执法权威和力度不够,使同是政府行为的文物执法与规划,与工商等部门的执法结果大相径庭,地下文物屡遭破坏。
因此,如何使基建考古工作制度化、法制化,将任重而道远。